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深圳研讨会”上表示，我国沿海和中西部地区正面临着劳动力短缺的情况，劳动力成本大幅度提高，以致制造业流向海外，到了那些人口更年轻、人力资源更丰富、人口红利更充沛的周边国家甚至非洲。

他强调：“我们应该看到这个趋势发生，如果这个趋势发生，是比较危险的。”

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制造业的不断提升

经济成果分享就会变成一纸空言  

蔡昉强调，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制造业的不断提升，就不会有中等收入群体，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高端服务业，如此，经济成果分享就会变成一纸空言。

在分析制造业发展时，蔡昉提到了“雁阵模型”，这个概念描述的是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制造业的竞争优势在不同经济体之间，或者在一个国家内部地区之间，可以依次转换。

“以深圳为例，过去，日本曾经是东亚甚至世界的制造业中心，随着劳动力成本提高，这个中心逐渐转向‘亚洲四小龙’，‘亚洲四小龙’之后又进一步转到了中国，主要是沿海地区，而深圳在这个雁阵模型中完整演绎了这个模型的变化。

深圳在2004年出现人工荒，随后，中国经济到达了‘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不再是无限供给。”

一个危险信号

制造业流向海外的趋势正在发生    

同时，蔡昉还提到了规模经济效应，即制造业在选择布局时，会考虑地理位置、交通设施条件、基础设施基础、产业配套能力以及金融和其他生产性服务业的服务能力等。

这就是中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最早没有布局在劳动力最丰富的中部地区，而布局在沿海地区的原因。

根据测算，在1998年-2008年这十年中，中国制造业布局受上述两种因素的影响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是比较优势效应的作用大大提高，在十年里面提高了80%。而规模经济效应的决定作用在下降，下降了46.5%。

虽然比较优势的效应越来越强，但不只沿海地区，我国中西部地区也正面临着劳动力短缺的情况，劳动力成本大幅度提高，以致制造业流向海外，到了那些人口更年轻、人力资源更丰富、人口红利更充沛的周边国家甚至非洲。

按照发达国家的经验，这一情况通常在人均收入水平达到很高的时候，如美国人均收入达到16000美元，日本接近19000美元时，制造业比重达到最顶点再下降。

而像拉美等地区，在人均六七八千美元时，农业比重还比较高的时候制造业比重就开始下降，最终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比这些中等收入国家、拉美国家还早。2006年，我国在人均收入大约3000美元的时候，就开始出现制造业比重下降的情况，现在仍然在下降中，但现在我国的人均收入还没有达到高收入国家行列，因此这个过程应该治理。”

蔡昉强调：“我们应该看到这个趋势发生，如果这个趋势发生，是比较危险的”。